柏杨再谈“丑陋的中国人”

2018-3-27 11:03| 发布者: admin| |原作者: 石炎岭 责编:郝富强|来自: 艺界网

摘要: 十年前,一篇拟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谈话录柏杨为南方周末题词柏杨先生在宾馆为外孙尚静瑞题词:“人生三世为善,才修得一母同胞,手足之情。切记,一家人终于是一家人。” 石炎岭/图作家柏杨“地下应听泪声唤,重结来生 ...

十年前,一篇拟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谈话录

柏杨为南方周末题词

柏杨先生在宾馆为外孙尚静瑞题词:“人生三世为善,才修得一母同胞,手足之情。

切记,一家人终于是一家人。” 石炎岭/图

作家柏杨“地下应听泪声唤,重结来生姐弟缘”。柏杨先生自幼丧母,由姐姐抚养长大。

柏杨先生在姐姐墓前祭奠时失声痛哭。 石炎岭/图

“家乡的粥真好喝!”柏杨、张香华夫妇喝粥感受乡情。 石炎岭/图

       柏杨,两岸三地中国人熟悉的作家,一位“人权斗士”。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者、文化评论者。这位受难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以来,在华人世界引起了风起云涌的争论,至今余焰未熄。这本备受争议的书,使柏杨先生成为世界华人圈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也由此被海内外新闻传媒称为是一位最能代表中国人良心、又最有决心追求中国人尊严、也重视人类尊严的人。

       1998年5月下旬,柏杨先生携夫人张香华女士回河南辉县老家探亲祭祖。5月28日上午,笔者有幸在先生下榻的河南中州假日宾馆,对柏杨先生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柏杨先生谈锋甚健,他的话语平易亲切,幽默诙谐,直率坦荡,妙语连珠,所谈尽是肺腑之言,绝无表面敷衍之辞,使人受益良多。

从正视丑陋着手

       石炎岭:先生长期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致力于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请先生就如何提升国民素质谈谈看法。

       柏杨:我想这个题目非常大、非常重,也不是三言两语或是再长的时间就可解答,这是其一。其次,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么大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感觉,觉得我们民族的品质应该提升。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万邦林立的时候,我们中国必须要走到国际社会,决不能闭关自守。第一,现在是电子时代,根本不可能闭关自守;第二即便可能(闭关自守)的话,受害的还是我们中国人,不会是外国人。在地球上没有我们这个国家,其他国家照样可以活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参加国际社会,我们就不可能过得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世界上很光荣的民族,很荣耀的民族,惟一的路,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品质。我们常说,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们常说,我们要争一口气。这都说明了我们必须要自我检讨。为什么我单独提出来要提升中国人的品质,没有提出来要提升菲律宾人的品质,也没有提出来要提升非洲朋友的品质,也没有提出来要提升泰国人的品质,这非常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讲这个话不怕冒犯别人,因为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爱这个国家。所以我希望我们民族,在世界万邦之林中,成为一个光荣的民族。

       石炎岭:十四年前,先生在美国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它可以说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对所有的中国人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议的一本书;同时在海内外也产生了许多误解。对此您怎么看?

      柏杨:我想当初所以要讲演,而且在美国讲演,都不是故意的。原来,我准备在中国土地上讲,在台湾讲。但是,因为没有场合讲,人家也不给我这个场合讲。若干次呀,当对方知道我的题目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时候,真要把我驱逐出去: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我根本没地方讲,所以在美国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我抓住这个机会讲出来了。

      批评本身没有善恶,只有是非。我们应该判断,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是对还是错,而不应该讨论为什么在这里讲,而不在那里讲,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不用另外的题目。不应该讨论你的批评是善意的,是恶意的。这种事情毫无意义。而唯一的意义就是说模糊焦点,避开这个事实,制造一个其他方面的主题来和稀泥,稀释我们主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据说它有很大的影响,也出乎我意料。因为有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也有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它们当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有一点影响应该是在意料之中,至于这么大的影响,蛮出我意料。不过我觉得,因为我运气好的关系,这个影响还不能算大,因为我想象之中,假定我们台湾还在戒严时期的话,我可能重新被逮捕。假定说大陆没有开放的时候,那第一个我根本回不来,第二个这是犯罪的东西,不仅仅是查禁,恐怕力量还要更大,那必然有很多人反对。

       今天早上我同这个店(中州假日酒店)老板的一个美国朋友吃早点,我就问他,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感想?他说:“这是人类的通病啦,你批评我,我当然非常愤怒,你批评我的国家,我当然不高兴。”是不错,每个人都是如此。包容是个非常大的学问,是个文化的精髓,能不能包容,可以看出来你民族的品质。目前,这也是国家所需要的。百废待举,经过大的破坏之后,每件事情都要重新建设。但是,基本的建设,我希望从正视丑陋这方面着手。

无法欣赏很自大的中国人

      柏杨:我们中国人需要两种东西,一种是尊重,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意见,尊重反对你的意见。那人家不尊重你怎么办?那就需要另一种高尚的品质,就是要包容。而且是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我举例子,我们看有些人道歉,茶杯往那里一放:“对不起好不好,对不起你们行不行,你还要怎么样,我已经讲对不起,你还要怎么样!”这等于是戏弄,没有诚实,只有杀气腾腾。这个既骗不了人家,尤其是你骗不了自己,你不是真正的包容他。

      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会建立起中国一种非常美的文化,然后,丑陋自然会改进。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新的生命、新的人类呱呱坠地以后,经过了一个丑陋的阶段,这是个过程。假设这一段不丑陋的话,我觉得那蛮危险的,那是个什么?刚生下来小女孩,她不丑嘛?那要让她美丽那很容易呀,过了十几岁,孩子就美丽起来了。

石炎岭:你理想中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柏杨:我刚说过了,我理想中的中国人,是在世界这万邦之林受到人家内心尊敬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人家不会看不起你,人家也不会怕你,人家也不会厌恶你。人家尊重你这样一个族群。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够实现这种盼望。人家怎么能够尊敬你?你必须要活得很有尊严,而不是活得很蛮横,活得很卑微。

       现在世界各国对我们什么评价?我想大家都很知道,但是,就不敢讲。认为只要不讲就不存在,这是蛮可怕的事情。这只能使我们民族品质更加堕落,不能使我们的品质更加提升。记得我在日本卖书——《丑陋的中国人》的日本版,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讲:“你一个中国人在我们日本的国土上,攻击你们中国人,攻击你的同胞,那你有什么感想?”我非常佩服一个外国记者能够敏感这样一个问题。他又说:“我们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你们中国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我就讲,你们在座的日本记者大多数都到过中国大陆,我也看过你们若干人写的文章,你要很诚实地告诉我,你们内心里看得起中国人吗?他们哄堂大笑。我很有感慨。我说,因为你是日本人,你不便于像我这样公开地指责我们的民族性,你只能片面地就社会上的什么问题写一写,感到中国人这么差劲。你不能像我这样“一棍子打落一船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觉得,我这样做没有关系,你们这样做就不恰当。你们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我告诉你的,还是因为你发现的?他们就不讲话,只在笑。我就讲,在我之前,你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他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优秀的。自从你们认识我之后,你们会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对国际社会有补益啊!我请问,你们到底欣赏哪一类中国人,是欣赏我们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这么很虔诚的中国人?我以为,这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我们不是天生就狡猾的

       石炎岭: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国民素质?请您指点迷津。

       柏杨:要提高一个民族的品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它不能靠运动,不能靠政治的力量,它要靠教育,要靠自我的反省能力。假若我一直觉得我很好的话,我永远在这里原地踏步,因为我已经对自己很满意了。有一个幽默对话,有人表示:“啊,我对我自己太满意了,我对我自己打分数120分,我认为别的人都不如我,我对我的聪明、对我的智慧、对我的谋略,甚至于骗术,非常赞赏我终于把你骗住了。”如果一直对自己很满意的话,那自己永远没有进步。假如一个小学毕业生,他认为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那他永远初中毕业不了,他不能再提升自己。提升国民素质,是一个非常缓慢,而且没有特别方法的过程。从哪里提高?那你要尊重人,你要包容人,你要诚实地尊重,诚实地包容。

       中国人非常聪明,聪明到他认为天下人都是傻子这种程度。在我的数次讲演中,我提到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非常善于考试,到美国去也好,只要考的东西,中国人绝对拔头筹,难不住。我们个别人非常聪明,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话,说不定两个人都损耗了,都互相抵消了。有3个中国人的地方,他一定有内斗,而且中国人对中国人狠起来,比中国人对外国人要狠。

我们常说团结,每天都在讲团结,每个人都在讲团结。一个证明了确实需要团结,第二个也证明了我们确实不团结。看看人家日本的商人,无论在哪里做生意,只要3个日本商人去投标的话,他们一定互相协调,这次我的,下次你的。我们这个不然。这就是说,我们品质上真有问题。

       因为我们聪明,所有应题的东西,只要西方有,文明世界有,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这个大酱缸,有些东西拿来以后,往酱缸里一放,完全变了样。说实在的,这个宾馆前边的马路,前天我在这过马路,这个马路过不得呀?我们台湾已经是乱得天下闻名,这个斑马线是个陷阱。这里一看,更可怕了!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当你脚一踏入,车立即就会停的,这是文明。可我们把这种文明制度定下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文明的能力来执行。其实我们的法律多如牛毛,结果呢?多如牛毛的法律,谁也弄不清楚。只有一种人弄清了,这就是律师、法官、讼师,他靠这个吃饭。他帮助你的时候,他用这条法律。他想杀你时,他用另外一条法律,反正你不懂,反正都是法律。这就是没有诚实地面对法律,没有诚实地面对制度。我记得内地到处流传着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蛮可笑的,也蛮可怕的。这说明你的法律不能执行嘛,说明你的法律执行起来有障碍嘛,这使得我们的竞争力非常衰弱,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着谎言。在一个充满着谎言的社会里产生不出高品质的国民。希望中国人给人家的印象不是现在的印象。

       现在的印象啊,没有一个外国人当面告诉你,我对你什么印象。他又不呆,又不傻,同时他是个文明人,他不会很直率地告诉你。但是,你可以通过文字媒体上看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非常狡猾,不诚实。你不要以为外国人好骗呐!我随便举个例子,举例子谈问题就往往有局限性。一天我们在爱荷华州划船,划船途中跟另外一条小船相撞,船被擦破了。我们回到码头,管理员就问:“你们的船有没有受过伤?有没有给我们弄坏?”“没有!”我们的人肯定地回答。结果人家绕着船一看,就说:“我就知道你们中国人不诚实,所以我才看,果然你们不诚实。”啊,多丢脸嘛!一个一个呆在那里。后来就有一个人灵机一动说:“啊,很抱歉,因为我们是客人,英语我们不会讲、不会听,所以刚才你的意思我们完全不了解。你问我们有没有受伤,我们没有听懂,紧张情况之下,我们就说没有。”那个外国人直点头,这个理由他认为是这个样子。我们用谎言来包装我们的谎言,两个谎言,加在一起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人家发现,他就更看不起你。当时我就讲:“我们为什么不能道歉呢?就说对不起,我们本来想骗你,没有骗成。”我觉得这样反而好。

      为什么我们不诚实?难道我们从娘胎里生下来就这么坏吗?不是!我们的整个文化告诉我们,你不能诚实,你诚实了不得了。华盛顿砍了樱桃树,他爸爸问谁砍的,他说我砍的。他爸爸就原谅了他。他爸爸如果把他吊起来,打一顿呢?他以后就不诚实了嘛!所以说,我们民族问题太多、太大,一言难尽呐!但是,我们总是应该有一个目标嘛。任何外国人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使人家产生一种印象: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不是天生就狡猾的。至于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说实在的,我们本身要负责,我们的上一辈,再上一辈,也应该负责。

世风日下的局面不足以使我们绝望

       石炎岭:国民素质亟待提高,这是国人的共识。现在人们谈起社会风气不好,都感叹世风日下。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吃饭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柏杨:我觉得世风日下这几个字,也不足以说明我们现在遇到的危机特别大。在埃及发现的史书上记载,5000年以前那个时代,也是在那里大骂儿女不孝。可见,几千年前,就有了世风日下的说法。也可以说明古时候也不见得就多么理想。所以说现在局面也不足以使我们绝望。重要的是,问题发生以后,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我们常讲,中国有臭虫。可外国也有臭虫啊。但是,有一点非常不同,中国旅馆里发现臭虫,大家都不要讲,你不讲没人知道。洋人如果发现了臭虫,他会把它包围起来,彻底地消除。面对着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件,使我们震惊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本身的反应能力及态度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健康的。如果人们的态度是合理的,是健康的,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事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每个社会形态下,都会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至少在他那个社会里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我在美国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单亲家庭,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婴儿在里面住,婴儿晚上就哭啊哭,哭着哭着突然间不哭了,以后就一直不哭了。邻居就奇怪呀!就打电话报警,警察来查这个妈妈,问你孩子哪去啦,她讲不出来。就搜查,在烤箱里把孩子找出来了。这位年轻的妈妈说,他实在是太闹了,我明天还要上班,我没办法应付这个孩子哭,干脆把孩子弄到烤箱里把他烤死。骇人听闻呀!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骇人听闻的事,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法。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有问题如何去处理。

人类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动物

       柏杨:人类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动物。所以我说,上帝造人,我不晓得他是故意的,或者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把这个人造得好复杂啊,复杂到上帝也一直没有办法。现在上帝每天都在忙什么?我想上帝在家里发愁:到底人类怎么办?我又不能把他毁灭,更不能叫他好不了。任何社会制度都有麻烦,都会发生问题,都不会有一个药方,吃了这种药以后,你就一千年不害病,这个不可能。头痛我就治头,脚痛我就治脚嘛。人类,你治了他这个毛病,他那个地方又会有毛病。

       柏杨:民主政治制度,我们认为是最美的制度,至少我这一生,我这样年龄的阅历,使我觉得民主是个非常美的制度。但是,西方却有人叫嚷,民主政治制度是个非常坏的制度。但是呢,在坏里头它还比较好一点,你还没有发明比它好的制度。你说这个坏,我还可以忍受。同时,这个制度还在不断地改革。像美国、英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到了顶峰,但是它不停在改。怎么改呢?人不可能自己老觉得自己不对呀,它有反对党。反对党的职责就是挑剔执政党的毛病,天天骂政府。反对党要上台,天天挑毛病;执政党要保位子,就天天弥补缺点,这样才能一天一天改进,一天一天发觉问题,老百姓才会受益。可以,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实行人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我讲这个话,真是不应该,非常不应该!但我确实感到,民主政治是高品质国民才能用的一种制度,品质不够的人来使用,反而会惹来大祸。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批评自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加之尊重、包容和诚实。

解决了吃饭问题,烦恼会更多

       石炎岭:是不是说中国人只有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到提高素质?

       柏杨:也不是。真正吃饭问题解决了以后,其他问题才产生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产生其他问题呢。比如,汽车的停车位问题,每家每人都有了汽车,停车位怎么办?一位大陆学者和我谈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时说:“某种情况下不能高啊,假如大陆每个人吃饭都很讲卫生,要用纸巾的话,那全世界就没有树啦。”人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永远在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现在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不要认为有饭吃了以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有饭吃了以后,你需要精神生活,要听音乐,要看电影,要听好戏,又要读好书。现在家家有电脑,将来人们都在家办公,就不用上班啦,问题是你上班嘛,人与人之间还有接触的机会。你不上班,每个人在家里,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见了都不认识了,邻居也互不相识。再比如,我们现在开汽车,一小时走100公里,我们还可以控制。忽然间,人有能力使汽车1小时开200公里,就把你吓得一身是汗。汽车能开到300公里、400公里,你自己就魂飞天外了。可是你没办法控制,你停也停不住,你在那里大叫,像电影里一样,车最后撞到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

      人类永远有问题的。所以我说解决一个问题少一个问题,没有一个药方说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绝对没有。假如你这样盼望的话,你会上当的!有些人讲,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一下子革命,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人类就没这回事,除非上帝震怒,你们都死光算啦!只有这一个办法。

       石炎岭:民主政治可以提升国民品质,可它的发展是否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柏杨:当然有关系。民主政治来源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有私有经济,每个私有经济都是个保护伞。你反对政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你可以躲在这个保护伞下面。假如每个人都是政府公务员,你随便说几句话,他把你开革了,不叫你吃饭了,为了五斗米只好折腰嘛。有私有财产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了保护伞,我在公司里做个小职员总可以吧?我再摆个地摊,谁的账我也不买!那你言论就可以自由嘛。而且慢慢有钱的人觉得,我只是有钱了还不够,我要有权。这样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就产生出民主政治制度。什么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树木。我们不能认为我只要栽一棵大树就可以啦,我非搬一棵大树来。那不行啊,它没有根呐!

“神仙一把抓”不能包治百病

       石炎岭:先生曾经说过,提升国民素质是个非常艰难的漫长的过程。时下有些青年人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才能快速荡涤国民身上的污垢,实现民族的振兴。您赞成这种看法吗?

       柏杨:我觉得透过这些年轻朋友的这种想法,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沮丧、绝望。他们有一种悲切,觉得国家为什么不好!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充满了同情。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总容易对现实不满,追求理想的境界。

       我的家乡在河南辉县。记得小时候有病,大人说去买一包“神仙一把抓”的药,无论你生了什么病,这种药就像神仙一样,把你的病一下抓走了。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我讲的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啦。结果我们小时候吃了这药,病也没有抓走,该头痛还是头痛,该肚子痛还是肚子痛,我们国家衰弱、愚昧,内部这样的动荡,社会这样不安,这样诸多种种,希望有一个药方“神仙一把抓”,用了之后,马上就会一切都好了。很抱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这样只有使事情更坏,不会使事情更好。

       我愿意讲一个很粗俗的笑话。从前每逢考试,一位秀才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不大识字。有一次年考,上面大官要来考,秀才晚上睡不着觉,走来走去,他太太就讲:“你怎么回事啊?”秀才讲:“要考呀!”“那你为什么急成这个样子呢?”“我肚子里没有东西呀,不晓得考什么。”他太太讲:“你这样痛苦,好像我们女人生孩子一样。”他说:“不对,你们女人生孩子,你有孩子可生啊。我肚子里没有东西,我考什么呢?”革命和暴力都是一样,当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什么样的暴力都没有用。一个女生你把她吊起来打,倒过来打,你怎么打,她肚子里没有孩子,绝对不可能生出孩子。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西方一个很有名的寓言故事:一个国王生了一个女孩子,爱得不得了。他告诉身边的人:“我的女儿太小,我一定要让她马上长大。”他把巫师叫来说:“你马上念咒,让我这个小女儿长大。不然我就杀了你。”巫师说:“我有一种药,一吃她就十八岁。可是,这个药现在手里没有,我要到山里采药,你给我时间,采回来药,叫她一吃她就十八岁。不灵,你杀了我。灵,你给我多少钱。”国王说:“那没有问题。”不过,有一个条件,我有一个咒语,在我采药归来之前,你可不能看你女儿噢。你一看女儿,咒语就不灵了,那你可不能杀我。“国王说:“我不看她,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看我女儿。”巫师一去十八年,药采回来了,国王催促让女儿吃药。巫师说:“你等一下,我让你女儿吃完药再来。”等了一会,他把国王的女儿领来说:“你看吃了我的药,她就十八岁啦。”国王抱住女儿高兴得要死。无论什么事情,它都有个累积,无论巫婆、巫师,还是国王,都不可以也没有能力使刚出生的婴儿立刻变成十八岁的大姑娘。你没有办法,你打她没有用,你杀她也没有用。一个女孩子,你用再残忍的手段对她,再激烈的手段,再暴虐的手段对她,都没有用,她不到十八岁,她就成不了十八岁的大姑娘。

暴烈的手段只会使社会更糟

      柏杨:过去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皇帝要盖一座楼,要建一座大桥,发号施令:我限你几个月盖成,盖不成,斩。斩工程师,斩工人,可有什么用?就是把全世界的工人都杀光,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就盖不起这座桥。可是,我们政治化的头脑非常简单,认为,只要用暴烈的手段,就一定能产生超过人体负荷的这种能力。那是超越不了的。一个社会的进化,它有它的道路,它需要社会的积累,社会的条件,社会的智慧,人民的品质。当这个社会很糟的时候,暴烈的手段只会使社会更糟。一个人的知识程度,不能用暴烈的手段使它增加,不能用运动使它增加,不能用革命手段使它增加,也不能用酷刑拷打的办法叫它增加,惟一的办法,只有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每天起来革命,不能提高自己的学识。

      中国是个很古老的民族,而且非常衰弱。多少年以来,历史上一次次革命,大家都以为这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好比说辛亥革命,把五千年的封建专制推翻了,这是多大的一个变革啊。结果呢,我们没有能力承受那么暴烈的大手术。等到国民党革命,北伐成功,开始用一种剧烈的手段,提出来改革。新的形式,国民党的组合,统治了国家,结果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现在中国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暴力。

22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

       石炎岭: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先生对此乐观吗?

       柏杨:我觉得有一种现象很奇怪,比方有人早就讲21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美国人上自学者,下至贩夫走卒,马上就加以否认,21世纪决不是美国人的世纪,那是日本人的世纪。而日本人马上就否认,21世纪不是日本人的世纪,而是你们其他国家的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是欧洲人的世纪,反正不是我们,大家不要乱讲。只有我们中国人乐此不疲,这是我们的世纪。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美国人早就说过,它不是世界的领袖。他们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世界领袖,那是多少年前的错误想法,现在我们是万邦之林。

       为什么中国人想让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呢?这是我们文化中虚妄的一面。我愿意很肯定地说,21世纪甚至于22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而且绝对不可能。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这么大的自然科学的生产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运营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道德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文化能力,不可能。你能希望国际会议都用中文吗?你要用多少设备才能使国际会议都用中文?后年就是21世纪,国际会议上我们能够希望用中文吗?这个事情不必再详细地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假定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就是改变了,那说谎就成了美德,是不是?不觉得很抱歉吗?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迷幻这个世纪呢?

       我有一点感想。很多人讲,我们河南省是中国第一大省。(石炎岭:人口第一大省)比人口吗?除了人口最多以外,我们河南省对全国讲起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贡献?对不起,你们不是河南人,不过我觉得我们河南人应该自己反省,不要只说人口多。人口多,那全国分成两个省,全世界最多!这个没有意义嘛!人口多,这人口你怎么养,这人口,有什么贡献?你对世界的文化上不论哪一方面,你有什么样出类拔萃的一个发明或者一个创造,值得为之骄傲?或者说我们这个地方最清洁,我们的人民亲和力最强,你来到我们的国家观光时你觉得每个地方都像桃花源一样,人们非常可亲,非常地值得信赖,我们的治安又非常好,我们的房间又是最清洁,这样可以呀!一个洋人小女孩、我们中国的小女孩或者非洲的小女孩到美国去,她可以信赖美国的治安,可以信赖美国的警察。到我们这里来,她们能这样信赖吗?不要说外国人,我们自己人都不敢信赖!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不要老争世界上如何、世界上如何,夸夸其谈,不累吗?这是虚妄的毛病。日本美国很简单,我不要这个名,如果我一旦认为我世界第一的话,那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吗?所以美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哪里一打仗,快来帮腔,快来帮人打架,这样国力都消耗了嘛。两个黑人国家打仗,我为什么要出兵呢?现在美国很聪明,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打你的,你拼命打,没有关系,我不参加。如果21世纪成了中国人的世纪,那非洲阿比西尼亚(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我们是不是要派军舰去呀?他饥荒了,我们是不是要运粮食去呀?我们拿什么运?我们的飞机以前都是向人家外国买的。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值得骄傲的。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使每个人都很有尊严,每个人都很诚实,使我们民族成为一个美的化身,街道里非常干净,每个孩子都气宇轩昂,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荣耀啊!世界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自己有十多亿人口,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嘛!

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过幸福日子的世纪

       柏杨:我们看西方人的家庭就知道,人家过的是什么水准。我们台湾,当前经济已衰退了。有钱你有钱,但你没有生活品质,你地下水是什么?含有多少汞?下一代每个孩子都会得肺癌,都会汞中毒的。你自来水不能喝,我们怎么还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陆光这个自来水可以喝,我们能做到吗?家家有抽水马桶,你做得到吗?吃饭时有餐巾,做得到吗?这个都做不到,难道说我们自己一点都不惭愧吗?

       从前,有个大官到各个地方视察,给下面的小官两句话:出门不可使人怕,回来不可使人笑。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万邦之林中,不要叫人家笑话,也不要叫人家怕我们。常看到我们的官员,到美国一开会就指责:啊!你们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如何,我们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把美国责备得一钱不值,可刚到美国就讲:“唉,我怎么取得居留权呢?”你这样一个民族,能够叫人家尊重我们吗?除了回国以后,会上这些话作为记录可以升官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作为中国人不感到蛮羞愧吗?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什么国家的人,来到我们中国,他开会时骂我们中国,会后他说:“在你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居留?”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这个水准没有达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太夸大啦!我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开始过幸福日子的世纪,有尊严的世纪,这就够了!

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我和朋友们计划在火烧岛(近百年来,日本人和台湾当局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近五十年来改称绿岛。柏杨先生曾在此被长期关押——笔者注)建一座“绿岛垂泪碑”。像美国在华盛顿建的越战纪念碑一样,刻上每一个受刑人的姓名和刑期,或者是枪决时间。现在这个时代是个记忆与遗忘并存的时代。我认为,政府的罪恶不能忘记,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你才能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老是说:“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都让它过去吧,忘掉吧!你提起来之后会重新勾引出仇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诡谲的说法。请问,你叫我们忘掉什么?你不能叫我忘掉我们从不记得的东西吧?无非是让我们忘掉白色恐怖,忘记对我们的迫害。不提就一定会再发生,不知道过去犯的错误,怎么能纠正错误?我们人类受不了不断的错误。

       我们为什么叫垂泪碑呢?就是说,在白色恐怖之下,这些政治犯的眼泪,他们父母的眼泪,他们家人的眼泪有多少,真是可以淹没整个火烧岛。政治犯的最大特征是他不是直接犯罪,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许,当时的政府、制度、风俗习惯以为是不对的,但是他并没有给自己谋利益,这个就值得纪念。我们认为,垂泪碑是个终止号,也是个惊叹号。只要这个碑存在,在台湾这个地方政治迫害以后是不会再有了。(作者:石炎岭 来源:南方周末)


延伸阅读:柏杨先生如是说

图文来源:《南方周末》 2011年第9期 65-67页,共3页 作者:[整理]

延伸阅读:来源/艺界网石炎岭/图

柏杨为作者石炎岭题词

炎岭(嶺):爱心用笔.笔才是神笔.用邪恶的心用笔.笔不过是一支谋生的工具. 柏杨 1998.5.29

作者石炎岭采访柏杨现场

柏杨老先生与我有缘,1998年4月,柏杨携夫人回辉县扫墓,只邀请我一人前去河南见面釆访。

图为柏杨夫妇与大女儿、二女儿、外甥女和本人的合照,柏杨先生将我视为其家人。

来源于:艺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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